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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審計署披露騙補的某家電企業表示，「企業是最實在的」，並連續多次強調「企業很艱難」。無論企業發否認聲明，還是呼籲企業發展的艱難，審計署的數據已經披露在公眾眼前。那麼究竟什麼原因造成如此眾多且知名的家電品牌，上了審計署這份名單？針對這一問題，多數專家表示，政策設計存在缺陷。

　　文宗瑜說，「(騙補對)大牌企業知名度、聲譽帶來很大影響，但還沒嚴重到讓整個品牌效益一落千丈。知名企業出現這種情況，是市場不能原諒的。當然還有政策方面的漏洞。」

　　7月2日，本報記者致電商務部產業損害調查局某負責人及財政部某官員，均以「正開會」或「我沒看到這個報導」為由拒絕採訪。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主任趙玉敏表示，政策的漏洞給了企業騙補的機會：「國家在相關政策設計上需要更嚴格，現在假髮票挺多，出口退稅存在騙稅情況，予以打擊卻不能杜絕，究其原因是企業犯法成本太小。」

　　文宗瑜說：「家電補貼政策出台很匆忙，當時主要處於全球金融危機為拉動國內消費而定。在政策設計方面，尤其是家電補貼支付方式上，留下了漏洞被企業鑽了空子。」

　　文宗瑜表示，家電企業每年都有經營指標，為了完成指標，把原先應補給消費者的一部分家電補貼金，通過一些「技巧」給截留了。其次，隨著近些年財政收入的增長，給予各行業的補貼都很多，諸如，農業補貼、高新技術產業補貼等，就出現了「專門的機構合作人在打補貼的主意」，他們通過補貼獲取收入，甚至以此為「賺錢方式」。這就造成了「不排除國有企業、賣場和一些專門從事從補貼中賺錢的機構和個人合作」的局面。

　　從政策的技術支持方面，文宗瑜認為，由於補貼政策出台過於匆忙，涉及到落實政策的終端個人信息聯網方面並不暢通，沒有形成一個公共平台，尤其是涉及到農村人口、流動人群這塊。而整個補貼政策，主要面對的是農村以及城市打工的外來人口，相關部門卻沒有對他們構築一個全國聯網的個人電子信息網路，致使補貼信息不能夠有效傳遞。此外，也會導致一些不上網、不看電視的人群去購買產品時，被對方「通過各種藉口複印身份證，但錢卻沒留給他，而被截留了」。

　　家電下鄉、節能補貼，這是利國利民的政策，政策執行本身的成效也佐證了這一點。然而，審計署的企業「騙補名單」，令這項政策蒙上了尷尬。

　　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宋則對本報記者表示，早在確定家電下鄉時就已經暴露出了「設計缺陷」。什麼樣的企業可以授權、入圍，包括入圍的識別、門檻等等，以及如果出現弄虛作假應承擔怎樣責任等方面，有待完善。

　　宋則透露，當時相關部門曾邀請他參与家電下鄉企業的評審工作，「蓋章的授權書都看見了，但我沒參与，除了社科院對參与此事有約束條例，還因為我認為這裏面有問題」。

　　「中國整體誠信缺失很嚴重，我很擔心，最後一分鐘，我退出了。」宋則說。

　　但他強調，評委的審查過程是非常嚴格的，「找我們這些人當評委，我們沒被收買，這是政府行為，不是企業行為，當時對企業防範得非常厲害，就怕它們搞串通，就跟高考閱卷老師封閉管理一樣，完全屏蔽，且勞務費只有1000元人民幣」。

　　宋則認為，家電下鄉的入圍授權可能涉嫌「政府有意無意地擾亂了公平競爭秩序，造成不公平」。

　　「主要看主流，如果主流是促銷費，那麼這個事就值得做。(家電下鄉)從效果上看也不錯，但跟著與之俱來的事情，能控制到什麼程度就控制到什麼程度。」宋則說。

　　宋則反覆強調，政策的用意是好的，但今後應當考慮更為周全，減少設計缺陷，不要留下大的硬傷和漏洞，並保留事後追究的責任。

　　提及監管漏洞，文宗瑜認為，中國的體製造就一項政策的出台涉及若干個部門，從商業流通角度講，涉及商務部、工商部門、質監部門，更涉及財政部門，「這就變成了政策執行的實際過程中，哪個部門都不會去承擔責任」。

　　「這可能跟整個政策出台的方式有關係，從監管角度講，政策出台後，具體監管部門沒指定，到底是商務部還是財政部，應當指定具體部門去負責，這種具體性的負責應當從部門再轉到專門的人，因此，(政府)工作方式有待改變。」文宗瑜對本報記者說，「現在國家審計署的審計結果出來了，很難追究責任。追究誰的？財政的、工商的？都追究不到。這個問題可能到目前為止，不只是家電，其他農業、產業方面的補貼都存在。」

　　文宗瑜強調，審計署的此次披露暴露了政府需要職能轉變，但其工作方式到底如何轉變，「這問題比較複雜，問題很多」。與此同時，他認為，雖然有明文法律，但談到追責方面，可能會「象徵性罰點款」，若追究刑事責任，包括令企業「付出更大的成本」，可能性不大。原因是，這些企業「對當地政府GDP的增長、稅收、就業有很大貢獻，地方政府對其有保護作用」。

　　提及節能補貼，宋則表示，首先在節能的定性上，「概念含糊，缺少可比性」，有些企業乾脆利用節能概念誇大效用。「未來遊戲規則要討論清楚。」宋則強調。